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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抒情诗的复苏与美学新貌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:2022-11-22

  尽管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“左翼”革命诗歌,但将政治抒情诗作为概念提出并被确认为一种诗体,则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。在这一时期,贺敬之、郭小川被公认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。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,政治抒情诗的创作陷入低潮。改革开放之后,随着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,诗坛涌现出《周总理,你在哪里》《现代化和我们自己》《小草在歌唱》等一批成熟的政治抒情诗,但在新启蒙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快速发展中,政治抒情诗依然处于潜伏状态。 

  21世纪以来,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大国崛起的曙光激荡起国人久违的民族自豪感,另一方面,疫情、地震、洪灾频繁袭击中华大地,苦难和死亡不断冲击每个中国人的内心。在此过程中,我们逐渐发现一个问题:曾经在文学转型和社会变革中充当急先锋的诗歌,在面对新世纪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时,失去了歌唱和呐喊的能力。 

  当我们寻找原因时不难发现:1980年代初的诗歌在与政治脱钩的美学警惕中,逐渐陷入杯弓蛇影的长久“惊惧”;同时,在“向内转”“纯文学”提供的美学庇护下,当代诗出现了“合法性危机”——诗歌技艺和诗人担当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。 

  在此背景下,2021年出版的《初心、红旗与新征程——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》就显示出让诗歌重新直面现实、参与现实,将激情、热情与担当重新注入诗歌血液的美学期待和魄力。 

  这部诗集分三辑。第一辑由14首长诗组成,从正面展示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科技发展、脱贫攻坚、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成就;第二辑由64首诗组成,从红船、宝塔、赤水、延安等革命遗址追怀前辈的奋斗史,唱出一曲“不忘初心”的赞歌;第三辑由29首诗组成,将现实的感受交融在自然风光中,折射诗人在祖国山河中的幸福感。 

  简言之,这部诗集初步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政治抒情诗的发展面貌,也展示出当代政治抒情诗在参与现实、风骨重塑、美学探索上的努力和成果。这种努力和成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: 

  第一,将当代诗歌的技艺探索成果融入政治抒情诗创作。1950年的政治书抒情诗,大多采取对仗、押韵、排比等古典诗歌手法,或借鉴民歌或楼梯诗形式,通过形式和声调来强化诗歌的情感氛围,淡化政治对诗意的侵蚀。但这种外在的、固有的诗歌手法,在缺少了抒情主体的创造性参与之后,很容易产生情感空泛和概念凸显的弊端。要破解这种困境,首先需要借鉴当代诗的技艺探索成果,打破政治抒情诗在形式方面的惰性。 

  在《初心、红旗与新征程》中,诸如叙事、修辞、及物等技艺的大量使用,使这部诗集显出独特的魅力。以《坐上高铁,去看青春的中国》为例,这首130余行的长诗最让人惊喜的是,诗人设计了独特的抒情结构:“是的,又到了启程的时刻/第100站,我还在回味/逝去岁月的风景”。这是全诗的开端。诗人正是在这趟青春中国的高铁上,从“第100站”回忆高铁经过的沿途“风景”——金色信仰的诞生、枪林弹雨的牺牲、抗疫脱贫的奋战身影……在这里,“高铁”既是驱动抒情的动力,也是当下中国科技、文化、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。最后一节以排比的方式,展示出诗人对未来实现“伟大复兴”的期待,也回应了开头在“第100站”的驻足回望:“是的,又到了启程的时刻/让高铁穿越春风呼啸的中国/穿越浩荡的平原、山川/穿越……/前方,那个光辉的站台已逐渐清晰可见/那个站名已被我们的梦想大声朗读:伟大复兴”。得益于这样精巧的结构设计,这首长诗没有因为抒情而显得混乱。而这种结构的设计,又得益于从199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的诗歌叙事技巧。 

  第二,抒情主体由“我们”向“我”的转变。这种抒情主体的转变,从根本上保证了政治抒情诗在处理政治和艺术、个人和集体、歌唱和反思时能持守精神独立和艺术自律。1950年的政治抒情诗之所以在新时期以来屡遭挫折,其中一因就是抒情主体消逝于时代和政治合力制造的“大我”中。这是当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极为深刻的教训。1980年代以来“人的文学”“向内转”“纯文学”等理论的提出,其预设就是防止文学再次步入“政治+抒情”的美学陷阱。 

  这部诗集之所以值得重视,就在于整部诗集不论是对当代诗歌技艺成果的借鉴,还是对传统表现方式的继承,都因为抒情主体回归到独立的抒情个体,从而在抒情主体和时代主题之间保持了“距离感”,最终使诗歌在歌颂与反思、艺术与政治之间保持了审美的张力。以武强华的《在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前》为例,抒情主体“我”并未沉醉在历史想象中虚构“当年的喜悦”,也没有面对曾经的“胜利”产生“人定胜天”的“沾沾自喜”,而是在面对“革命者”,面对“第一口油井”,面对前辈、历史和自然,保持了冷静和谦卑:“我比我自己想象的渺小/浅薄——一口油井的深邃/和古老,足以/让一个高傲的人低下头来/俯视内心”。这份谦卑并未抹杀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奋斗足迹,反而在认识到人的“渺小”“浅薄”的同时,更映照出前辈们创造历史的不易。也正是这份谦卑和距离,让“人创造历史”这一真理显得有血有肉,避免了隔着历史的虚幻和神化。也正是这种从小“我”而来的抒情,让整首诗在克制中显出意味悠长的魅力。 

  这种与时代、政治有距离的对视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抒情诗,在第三辑中尤其多,比如李少君的《霞浦的海》。整首诗没有从正面歌颂党和祖国的伟大,而是通过体验自然、赞美自然,在自然的美景中蕴含了雷霆般的气势——“霞浦,霞光的渊薮/从天边涌来,从海中跃出/取下架笔,蘸一点霞光,写万千彩章”——这种自然的力量隐喻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壮美蓝图。 

  总之,《初心、红旗与新征程》的出现,让我们看到政治抒情诗在新世纪的复苏,也让我们看到政治抒情诗在新时代呈现出来的美学新貌。(陈丙杰)